[63] [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英国学者Andrew D. Newton通过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犯罪描述提出了静止的（static）犯罪与运动的（non-static or moving）犯罪。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而引发的犯罪与被害是后续关系的始因。

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一种被虚化了的被害意识与犯罪恐惧实际上增加了不必要的焦虑，并不利于人们有效的进行被害预防。韦尔菲尔德在对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丑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风险沟通往往都是以最终责任的分担为结果，考验着政府合法性的犯罪问题很难让政府就此主动同公众进行交流。当然，社会思想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

瑞典社会学家罗杰·E·卡斯帕森认为，一些社会风险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得以隐蔽于社会严密的监控和管理之外。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安全需要作为人类发展的缺失性需要，以至于人类趋利避害之本性在遇到警告时要释放更多的荷尔蒙。第三，立法层级低，甚至仅有政策、缺乏立法。

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但不能因为义务的存在而忽视其可能受到的损失。目前《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仅就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具体补偿办法由省级政府制定，然而仅有部分省份制定了明确的补偿办法，各省应尽快建立有关法律制度。这场改革将引起重大的利益调整，目前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撤岗不撤人、停职留薪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影响者认为其个人并无过错，改革者担心因改革引起上访危及社会稳定。第三，可实行集中立法与分散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现行立法已经就补偿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的，需要抓紧补充、修订，做到立法细化，或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办法，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由于计划生育制度的长期推行，我国大部分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因自然灾害、暴力侵害等而伤残或死亡给家庭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创，且这种损害面日益扩大，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但是，我国的社会补偿制度不完整、不系统、可操作性不足，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社会补偿的法律制度。国家和社会对因保全或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而受损的公民进行物质或劳务给付的制度即为社会补偿制度。进入专题： 社会补偿 。立法滞后和缺失使得一部分应受补偿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造福于全人类的医学的发展是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由于存在技术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特异体质等难以预知的因素，这一过程对于参与者而言充满了风险，然而技术进步的成果则由全社会分享。第二，立法过于零散化、原则化。民办教师是师资力量短缺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基于此，宜以社会补偿制度代替就学免试、加分制度、直接安排工作制度和计划分配制度。

例如因为重大流行疾病爆发而被隔离治疗的患者及与其密切接触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因为被隔离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而遭受损失者，理应获得补偿。《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对丧失独生子女者的照顾仅有一个款项的原则性规定。

第三，民办教师补偿问题。第四，事业单位改革下岗分流人员的补偿问题。

第二，进行法律检审、清理。近年来在抗制自然灾害过程中，志愿者遭受伤害的情况多次出现，若由个人独自承担损失则于情理不通，也会因此影响公民的公共意识、奉献精神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退役士官服役超过12年的，则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因此社会补偿制度不同于赔偿制度，社会补偿制度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或保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补充利益受影响者损失的重大制度价值。第五，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补偿问题。三、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加以解决的社会补偿问题第一，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

第三，赔偿具有负面道德意义，而补偿与道德无关或具有积极道德意义。第四，赔偿以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限，补偿则具有鼓励性、褒扬性和填补性。

法律过于零散和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对权利人作出及时补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保全或促进公共利益，必须同时考虑利益出让者应有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保护和保障。

第六，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的社会补偿问题。二、我国社会补偿制度的现状和问题我国部分地存在社会补偿行为，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发放独生子女费、移民补偿、征用补偿、退伍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见义勇为奖励等。

对于受种者因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接受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而遭受意外损害者，应给予补偿。第五，赔偿具有事后性，而补偿可以依照预案先行给予。这类风险诸如因见义勇为、因参与志愿活动而受伤、受损，因突发公共事件遭受损害、损失，因政策执行、调整、失误而造成个人损失重大利益，因遭受犯罪侵害而未获赔偿等。尽管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罪犯承担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赔偿责任，但是该制度持个人责任立场，没有体现犯罪的社会因素和社会责任，赔偿责任的落实仅取决于罪犯个人的经济能力。

犯罪的产生除个人因素外，还有社会的诱因，犯罪受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病的受害者。对于这类风险，国家目前或者有政策无法律，或者有法律但难以操作，或者既有的法律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使得受损者、受影响者的权益得不到确定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法制建设的潜在漏洞，应通过建立社会补偿法律制度予以弥补、完善。

一、建立完善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在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利益关系相互交错的现代社会，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利益选择和权利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接受医疗技术临床试验而遭受药害者，以及对于因不可归咎于医患双方的原因而遭受医疗损害者，不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建立相应补偿制度，由国家和社会设立专项基金加以补偿。

在提倡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法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转移必然不应简单强制，而应在尊重利益相对人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利益交换。对于具体的社会补偿问题，可将分散的、法律化后的单行社会补偿政策文件整合于前述社会补偿集中立法。

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全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反思，从长远来看，存在未来放松对人口数量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免试、加分等待遇与退役及军人应当享受优待属于公共资源配置逻辑截然不同、性质各异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补偿形式可以是给付货币，也可以是劳动技能培训等专业性社会服务。计划生育制度是我国在经济短缺、资本不足、对外开放前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和社会服务不足等条件下的制度产物。

对于特殊的、与其他法律结合较紧密结合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社会补偿立法，可依前述第二点方案进行补充、完善立法。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尽管预防接种存在小概率的健康危害可能性，但是一旦受到危害对受种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就目前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而言，已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因此，社会补偿制度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补充制度。

而补偿则是公法行为，补偿主体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地区的补偿、《防洪法》对征用补偿等，仅在一个条文中规定了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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